“质量考核不合格要坚决问责、限批，质量完成任务而总量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不仅不应该限批，还可以容许适当增加排放。”

 虽然“大气法”要为大气“国十条”提供法律依据，但多名参与修法讨论的专家告诉南都记者，比起可圈可点的大气“国十条”，“大气法”的修改草案却像是走了一趟“回头路”，曾一度思路不清、主线不明、缺乏逻辑。

比如说，大气环境质量和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的关系，是“根本目的”与“一种手段”的关系，却在法律地位上出现层次不清甚至颠倒主次。修改草案中，涉及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内容不仅比重大而且成体系，是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等考核、监督的重点。相反，已经在大气《国十条》中提出来的“质量考核”要求，却从最初的“大气法”修订草稿中“消失”了。此外，涉及到其他各部委、地方政府权责的诸多内容，如各种标准的制定和执行等相关内容，也都呈现出博弈之后语焉不详的景象。

2014年12月，当这样的一份“大气法”修订草案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的时候，无论是作为最初起草者的环保部，还是全国人大、各相关部委，包括随后向全国人大提出共五千多条意见的近千名社会公众，并不是都很满意。

2015年1月，原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被任命为环保部新任党组书记，2月即上任部长。就在他履新环保部之前的2014年12月26日，陈吉宁还作为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新法修正案提出了多项修改意见，包括草案需要增加对地方政府硬性的大气环境质量考核和约束等。

在8月25日于北京召开的全国环保厅局长研讨班座谈会上，陈吉宁谈到“十三五”时期环保工作思路时说，“环保工作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要着力处理好总量与质量的关系。”他说，质量是根本，总量是实现质量的重要手段。实现质量改善，既要通过总量控制解决固定污染源的问题，也要通过有效政策激励各方面共同参与加强环境治理，从而实现环境质量的根本改善。尤其是落实到考核问题上，质量是核心，是硬约束。质量考核不合格要坚决问责、限批，质量完成任务而总量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不仅不应该限批，还可以容许适当增加排放。

参与座谈会的一位环保厅长告诉南都记者：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管理思路的扭转———不再掩耳盗铃地将手段本身当作目的，不再将说不清楚的总量数字当作最重要的考核依据。虽然，最终的“大气法”文本在思路上没有做到特别清晰，但在几次修改后，已经呈现出这种方向性扭转的开端。

尘埃落定的“大气法”虽然留下了一些遗憾和未竟的争议，但争议之中也包含不少期望值。王金南说：“个人认为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总体上依然存在一些瑕疵，但如果能够认真地去落实80%，全社会都能依法保护大气环境，那么蓝天白云就会常驻我们的穹顶。”